姓名似乎是很平常的東西,我們天天說話,每時每刻都在使用著自己和他人的姓名。人們將它用于日常交際,也是不知不覺,毫不費力的。大概很少有人會意識到藏族人名乃是藏族祖先世代積累起來的極寶貴的財富。數萬年來,人類在世界的各個角落創造了各種類型的文化。因地域、民族、宗教或其他種種因素的不同而千差萬別,而且最初大都互相隔離各具特色。隨著歷史的發展,隔離狀態逐漸打破。不同文化發生接觸,進行交流,使自身帶上其他文化的異彩。但是,藏族姓名中語言與地域變化卻相對較慢,其頑強的延續性和穩定性較好地保存了文化史的某些本來面目。
藏族是全民信教的一個民族,最早信原始宗教,藏王松贊干布時期,佛教傳入藏區,在與本教的斗爭、融合中,逐漸形成幾乎是全民信奉的藏傳佛教。在外來文化中,對藏族文化影響最深的當然是佛教文化,不但遍及哲學、宗教、語言、音樂、美術、建筑等各個方面,還在藏族人名上,綿延至今。古今姓氏藏語稱姓氏“銳”、“日”。“銳”為骨血意,日為族系意,合之為姓,為家族系統之稱號。藏族祖先有四姓氏、六姓氏、十八姓氏等不同說法。這些氏族后與其他部落融合,相繼派生出諸多姓氏。這些姓氏僅僅表明家族關系,并不意味社會地位的不同。古代藏族姓氏不下100余種,其中戈烏、嚳、瓊、朱、勒、噶、鄂、界、青、年、涅、董、努、崩、波、鐘、熱、扒、瞞、擦、俄、向、冉、色、洛等為最具代表性之單姓;格星、基麥、古沙、兄江、吾曲、基角、嘎娃等為極常見的復姓。
這些姓氏的準確含義今天已很難考見,不過從其讀音還能確知為古藏語的發語詞。用漢字記錄下來后,原義漸至湮沒,后世不知其所由來,往往望文生義,妄加解釋。
姓氏冠在名前,如戈烏·卻吉嘉措,嚳·西饒追珠、覺·西繞多吉,基角·達瓦威色等,間隔號前面的音節為姓,后面為名字。姓名中間加寫間隔號,一般使用于漢文翻譯中,藏文中不用間隔號。這說明,古代藏族有表示自己血緣關系的姓氏,有些藏族群眾還有其姓氏由來的手抄本,他們把它供在家中的神龕中。
“后弘”期后,藏傳佛教達到其鼎盛,建立教派,完成體系,增強各教派的勢力并產生政教合一。由此,藏族姓名的構成開始復雜化,出現了以貴族家的家族名為姓,部落首領、巨商、頭人、大戶的家族名為姓,寺廟、拉章的名稱為姓,喇嘛、活佛的封號、尊號為姓,一般群眾則以籍貫、房名等為姓等。這類姓名的組成,一般為古代姓氏+家族名+本名,如噶倫東贊宇松,娘羅益西旋努、戈烏尕居卻吉益西等,其中的“噶”、“娘”、“戈烏”是古代家族姓氏,而“倫”意為大臣,“羅”意為譯師,“示居”指酉藏佛學院必修五部經典及其釋本已經初通的學位名稱,后面的附加成分是本名。這些姓名大致有三個成分,第一是姓氏,古方言,代表古代藏族的方言文化;第二是家族名,代表統治勢力的地方色彩文化;第三為本名,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的佛教文化。
大約從元代起,藏傳佛教各教派的大喇嘛、大活佛、地方上的土官等均有元、明、清各帝王朝廷封贈的封號、尊號,且越來越多,由于他們對帝王的崇拜,常常把封號、尊號置于本名前,原來的姓氏反而不用了。久而久之就產生了不用姓氏,只用家族名和本名的習俗,雖然有些戶籍注冊、著書立說署名時用姓,但由于藏族的名字宇數多,再加上姓氏,稱呼時很不方便,所以經常只呼名,不稱姓。由此可見,藏族人今天重名不重姓,雖知有其姓而不常用,是有淵源的。
另外,有些藏族地區,還常聽到有藏漢名字混合,即在藏名前加上漢姓,如李尼瑪、楊鄧珠、張達娃等,形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受漢族文化的影響;二是與漢族通婚所致;三是20世紀初,四川總督兼邊務大臣趙爾豐在西康南路改土歸流,擬設縣治,在康南定鄉縣(今鄉城)仿漢族《百家姓》,集趙、帥、鐘、孔、布等百字編成《定鄉百家姓》。百姓承用某字為姓,便以此刻漢字圖章發用,以避免差錯。這就是西康藏區出現漢藏姓名混合使用的歷史原因。
小孩的命名
藏族對小孩命名的含義沒有特別的限定,更沒有平民百姓與貴族乳名的區別。只要擇定吉日后,父母把小孩抱到喇嘛或活佛的座前,請求給孩子命名。取名者根據孩子的屬相、性別,男孩多取象征權力、勇猛和具有陽剛之氣的名字,女孩取名則多含有美麗溫柔之意。無論是男孩或女孩,其名字均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而且通常都有取名者所系教派的創始人或此派繼承者名字的一部分,如取名者系本教,則所賜名多含“擁忠”,噶舉派則多賜“噶瑪”,寧瑪派多賜“白瑪”,薩迦派為“貢噶”,格魯派則多為“洛松”等。這是取名者為了表示自己對上師的無限忠心。這類名字有四個字以上的,后加成分有自然界物體的,有祝愿平安吉祥的,有寄托榮耀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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